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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往今来，贪污腐败这事儿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，各朝各代都没少费心思去整治，但总是难以根除。

清朝那会儿，有个超级大贪官叫和珅，他简直就是贪官里的“标杆”。这家伙，居然能把国库十几年的收入都揣进自己腰包，这手段，也确实算是一绝了。

但是吧，他也就只能在乾隆那会儿晃悠，要是让雍正瞧见了，肯定得夹着尾巴逃跑，毕竟雍正对贪官那可是严厉得很，绝不留情。可话说回来，那些大臣们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实在是没办法才贪污的。

皇上想要整治贪污问题，可大臣们却偏偏要贪，这到底是啥情况？雍正得咋应对呢？大臣们为啥非得贪污呢？其实这里面有他们的无奈。但皇上雍正可不想看到这个，他得想办法解决。他可能会加强监察，让那些贪官无处遁形。同时，提高官员的俸禄也是个办法，让他们不用靠贪污来过日子。还有，严惩那些胆敢贪污的大臣，杀一儆百，让其他人不敢再犯。总之，雍正得想个周全的法子，既要把贪污问题给解决了，又不能让朝廷乱了套。这可真是个考验他智慧的大难题啊！

【不存在的清官】

咋样才算清官，咋样又算是贪官呢？非得做到一点儿不占老百姓便宜，连根针线都不拿，这才叫清官吗？还是说，只要多收了那么一块钱，就成了贪官了？

要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，那明清两朝可能就找不到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了。

有时候，那些贿赂的钱可不是你说不要就能没有的。官员还没走马上任呢，有些银子就已经被悄悄留好了。

这就是历朝历代都存在，尤其在明清时期特别猖獗的官场私下规矩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些不成文的规则在官场里盛行。官员们往往不遵循明文规定的制度，而是依靠这些潜规则来办事。这些规则虽然隐蔽，但却对官场运作有着极大的影响。在明清两朝，这种情况尤为严重，许多官员都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总的来说，这就是那些历朝历代都有，但明清时期尤为突出的官场私下行为准则。

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并不是说官员们会悄悄动用公款，或是把救灾的粮食据为己有。这些都是多年来大家默认的一些做法，就算官员们公开表示不接受，老百姓还是会按老习惯送上门。

雍正时期有个挺出名的政策，叫“火耗归公”，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不好的老规矩。

老百姓们交的税银大都是些散碎的银子，但这些散碎银子没法直接放进国库里。

官府得先把这些零碎的银子给化了，重新铸造成规格统一的官银，这样才能收进库里。

不过，在熔化银子时，总会有一些损失，官府一次性熔化这么多银子，细算起来，损失的银子数量肯定也不会小。

这些存进库里的银子，每笔都有明确的账目记录，缺一点也不行。

熔银子时那些不可避免的损耗，最终得由谁来买单呢？答案很明显，就是咱们老百姓。

所以，老百姓每年不仅要交税银，还得额外掏一笔钱，来填补因损耗少掉的那部分。这笔钱，大家伙儿都管它叫“火耗”。

在雍正整顿之前，各地的官吏常常钻“火耗”这个法律空子的空子，暗地里动手脚，让老百姓多出钱。

雍正推出的“火耗归公”政策，就是为了解决那个不合理的旧规矩而设的新制度。

“火耗归公”简单来说就是，各地的官员得把从百姓那里收来的火耗银子，全部如数上缴给朝廷，不能私自留下。

新政的大体意思就是那样，但雍正其实还在里面加了很多具体规定。

在雍正皇帝推行“火耗归公”政策前，“火耗”的征收完全凭官员的个人意愿。要是他们情绪不佳，就多收点；就算心情愉悦，也还是多收点。总之，这方面没有法律条文约束，想收多少就收多少。

不过，自打“火耗归公”这项规定一出，那些官员就没法再这么胡来了。

因为“火耗”是根据银子多少来定的，所以要是交的税银多，那损耗的银子自然也会跟着变多。

雍正就根据大家上交的税银数量，仔细规定了“火耗”银子得交多少。

这样一来，就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官员们私下里动手脚的行为。

肯定的是，这条法规对那些铁了心要贪污的人没啥大用。说到底，制定这条法规，就是为了让那些贪了“火耗”银子的人有个正当的处理方式，别让他们找到法律的漏洞。

并且，这只是雍正进行的一次尝试罢了，实际上，像这类不好的规矩，在清朝的官场里数不胜数。

【清朝的陋规】

和“火耗”这个问题挺像的还有另一个，那就是淋尖踢斛。淋尖踢斛这事儿，说起来也挺有意思。就是古代收税的时候，那些交税的人得把粮食装进斛里，然后官员会检查。可这些家伙呢，往往会故意把粮食堆得尖尖的，等官员一踢斛，粮食就撒了一地，这样他们就能少交点税了。这种做法，说白了就是耍小聪明，想占点便宜。可官员们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早就看穿了这些小伎俩。所以，一旦发现有谁这么干，那可就得小心了，说不定就得挨罚。总的来说，淋尖踢斛和火耗一样，都是古代税收中那些不老实的人想出来的歪点子，都是想方设法地少交点税。

农民们交的税粮，和税银一样，都会遭遇不少损失。就比如说，在运输路上，有些粮食可能会颠簸出来；还有往粮仓里倒的时候，布袋子上总会留点粮食下不来。

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损失，最终还得落到老百姓的头上。

不过这次的损失跟银子损失不一样，是粮食方面的损失，这事儿户部有明文规定。

每到老百姓得给朝廷交粮食的时候，各地的官府就会搬出一个超大的量粮食的家伙，叫斛。大家得把粮食装得满满的，还得堆出个尖儿来，这样才算数。

接下来，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吏会上前对着那个斛踹两脚。由于那时候斛里装满了粮食，这一踹，势必会有一些粮食洒出来。

而那些漏出来的部分，就被当成了“粮食损耗”。

这件事儿，户部心里是有数的，他们清楚那些官员到最后都能捞个四五升的好处，但户部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采取啥行动。

雍正推行了“火耗归公”政策后，户部也跟着学，弄了个“粮耗归公”。他们就把官员们多收上来的那些粮食，全都收到户部那边去了。

然而，政策一出，对策紧随。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约束，一些官员仍能找出漏洞进行贪腐。

这些当官的，在粮食和田地方面，还有另一套手段来中饱私囊。

这些贪污的事儿，比起之前的那些，处理起来可真是棘手多了。打从康熙那会儿起，皇上们就特别鼓励老百姓去开垦那些没人要的荒地。而且啊，对那些新开出来的农田，朝廷还给了个大大的优惠，头六年不用交税（到了雍正时，这个时间还延长到了十年），白种！

另外，开垦那些荒地不光能享受免税的实惠，县里还能往上报，接着朝廷便会依据开垦田地的多少，发放一些实物奖励。

于是，有些县官就开始打起了小算盘，心里琢磨着，朝廷也不会真的派人来核查，那我不如多报一些上去，毕竟说谎又不用花钱。

结果，朝廷就按照那个县令多报的数量，发了奖励金。但这些钱，农民们是一分都没见着，全让县太爷给私吞了。

过了整整六年，那些新开辟的农田就开始要交税了。到了这时候，当初那个垦荒的人可能就会纳闷，为啥自家田地的税会这么多呢？

这就是六年前那位县令瞎报数带来的糟糕结果，他吹牛不用花钱，但老百姓种地却得交税。

再说了，现在这位县令或许早就换人了，想找个负责的人都难上加难。

要是你打算去官府告状，那可得先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官府的责罚，更别提历史上老百姓告官从来就没啥好下场。

官员们常常互相包庇，就算皇上亲自出面，也难以撼动这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。

官场上存在着好多不好的老规矩，为啥以前的皇上们都不管一管呢？好几百年的时间里，难道就找不出一个皇上出来说道说道？其实吧，还真有那么一位，雍正皇帝不就是个例子嘛！

可雍正到底付出了啥代价呢？是因为他每天干的活儿是其他皇帝的两倍？还是说，他这么拼，连带着身边的官员们也都累得不行？

没有哪位皇上乐意牺牲那么大，去干那些吃力又没回报的活儿，所以这些不好的规矩就一点点传了下来，还越来越多。

尽管雍正绞尽脑汁想办法，但他还是有几件事情没能搞定。

尽管他努力将自己刻画成一个冷酷无情、杀人无数的“铁面霸主”，但那些官员们却并未因此被吓倒。

那些当官的，依然我行我素，该拿的不该拿的照拿，该要的不该要的都要，完全没把雍正当回事儿。

【无法治愈的病根】

雍正皇帝刚坐上龙椅那会儿，朝廷里头的官员管理乱得跟一锅粥似的。康熙老爷子晚年心慈手软，让不少贪官污吏趁机浑水摸鱼，愣是把偌大的大清国给掏空了，搞得到处都是窟窿。

康熙为啥会把皇位传给那个不太受人待见的“冷面王”呢？说白了，就是因为当时的大清朝太腐败了，急需一个意志坚定、说啥是啥的皇帝来扭转局面。

雍正皇帝一即位，没过多久就开始大力整治官场，把整个朝廷都好好梳理了一番。要是查到哪个官员有贪污行为，那是绝不手下留情，直接严惩不贷。

不过，雍正的那一套严惩手段并没能让其他人感到害怕，见此情景，雍正在一次早朝上主动提起了这事儿，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。

山西的巡抚诺敏大人跟雍正说了他的想法：他说，雍正可以把那些不正当规矩搞来的钱全给收了，拿这些钱去把府库里亏空的部分给补上，剩下来的钱，就可以分给各级的官员了。

这个方法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挺有道理，但其实暗藏玄机，相当狡猾。

诺敏这人本就不是个清正廉洁的官员，你要是认真琢磨琢磨他的那个提议，就能瞧出来，他其实是想把那些不正当的规矩都给合法化了。

要是雍正点头同意把全部“陋规”都收走，那就等于他明摆着说这些之前都是可以的。不然的话，他为啥会跟官员们要这些呢？

不过呢，就像雍正那时候搞的“火耗归公”政策，这个新规矩能出台，得先让“火耗”变得名正言顺。然后雍正就说啦，你交多少税，就得额外加上相应数额的“火耗”。

雍正推行的法律里头，好多老百姓要么就意思意思交一个铜板，要么干脆就不用交钱。

这就是雍正时期“火耗”与之前的不同之处。雍正搞的“火耗”跟以前可大不一样。

诺敏在朝堂上抛出这个提议后，大臣们一个个都闷声不响。其实好多大臣都从那陋规里头得了好处，所以他们压根儿不会站边雍正。

这时候，朝廷里头有个叫沈近思的大臣站了出来，他直接跟雍正皇帝说：“皇上，我从一个小县令做起，一路摸爬滚打到现在，深知这法子真的行不通。”

沈近思对雍正说：“要是贪官真想捞钱，那手段多了去了。你堵了他一条路，他立马能找出两个空子来钻，这样一来，不还是让老百姓多受苦嘛。”

这时，雍正直接问他：“你之前在当县令那会儿，有没有拿过那些不正当的小钱？”

沈近思爽快地说：“我也是没办法，并不是贪图那些不合规矩的钱财，就只是想能养活家里人罢了。”

满朝的大臣们心里都清楚，雍正的脾气就跟天气似的，说变就变，说不定啥时候不高兴了就得砍人的头。可这回，雍正听完沈近思的一番话，竟然没吭声，也没啥表示。

虽然他们议论纷纷，但这事儿最后还是没了下文。说到底，这些不好的规矩从老早以前就有了，所以想要改掉这些陋习，那真是任务艰巨，路还长着呢。

#百家说史迎新春#